“凡提必审”审出了什么?
来源:长三角城市圈 作者:汪仕丞

  多地组织部门再次出手了。这回查的是干部档案。

  陕西陇县,审核1200余卷,筛查疑点360余个。黑龙江嫩江,清点9000余卷,梳理缺漏材料3600余份。青海大柴旦、重庆忠县、内蒙古乌兰浩特等地,也从西北到东北、从西南到华北,步调一致。

  重点盯的是“三龄两历一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工作经历,干部身份。官方说法很明确: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规范干部队伍管理,维护公信力。

  这些表述并不陌生。2014年10月起,中央组织部在全国部署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共查核64.5万人的信息,420人因档案造假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十年过去,多地再次集中筛查,说明档案造假并未随上一轮专项审核而绝迹。

  “凡提必审”“凡进必审”“凡转必审”“凡晋必审”,这些原则早已写进《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制度框架不可谓不严密。问题在于:当“凡提必审”成为一句人人都会背的口号时,它到底审出了什么?

  制度越织越密,防线却一穿再穿

  “凡提必审”不是一句空话。按照规定,在干部动议、考察、任职等关键节点,档案审核是刚性前置程序,“不审档案不研究、档案存疑不提拔”。动议即审、应审尽审,档案审核关口前移至干部选拔任用的第一环节。制度设计上,这套机制堪称严密。

  但现实比制度复杂得多。

  山西临汾洪洞县财政局原局长付雪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因盗窃罪、流氓罪等先后三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同时存在更改年龄的情况。一个三进宫的犯罪分子,不仅混进了干部队伍,还当上了财政局局长。媒体评论直言:审核机制被“击穿”了。

  广西桂林平乐县委副书记陶捌旺,在一次任前公示中,出生日期由以往公示的“1975年9月生”变更为“1972年8月生”。一个干部的年龄在多次晋升后出现“逆生长”般的矛盾,而这矛盾“安然”跨越了历次提拔的审核环节。从副处到正处,每一次任前公示与考察都理应包含严格的档案审核,但问题直到公众质疑才浮出水面。

  制度不是没有,问题是制度在落地环节被架空了。

  “审了”和“审住了”,是两回事

  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些假档案,当初是怎么通过“凡提必审”的?

  山西运城黄梅芳档案造假案提供了一个答案。根据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通报,时任稷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责成副部长和干部科科长审查黄梅芳档案后,召开部务会研究认定了其涂改后的出生年月,并向运城市委组织部出具了认定书。涂改后的年龄,经组织程序“认定”为合法信息。 这不是审核疏忽,这是审核环节主动参与了造假。

  另一个案例来自陕西府谷。2009年,刘利荣提拔担任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时,干部考察组把关不严,没有认真审核档案,错误认定其大专学历有效、干部身份明确,最终导致被提拔使用。负有责任的县人社局工改办副主任被免职。

  这两类案例指向同一个问题:审核者不是看不出问题,而是看出来了也不说,甚至主动帮忙把问题“抹平”。

  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档案造假被发现后,提供虚假材料的当事人责任不大,对档案管理人员也没有责任追究,这是档案管理人员协助造假的重要诱因。更微妙的是,某些时候档案管理人员“放放水”,在领导眼里不是不负责任,反而更能得到信任。

  当“放水”不仅没有代价,反而可能成为“懂事”的表现时,“凡提必审”审的就只是形式,不是实质。

  追责的牙齿,咬到了谁?

  “凡提必审”背后,有一套追责机制。“谁审核谁负责”是明文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明确提出:对领导不力、把关不严、考察不准、核查不认真,甚至故意隐瞒、执意提拔,造成干部“带病提拔”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从公开案例看,这套追责机制并非没有运转。黄梅芳案中,负有责任的时任组织部长、副部长、干部科科长均受到处分。府谷刘利荣案中,考察组相关责任人被免职。兰州新区近三年来审核拟提拔干部档案460余卷,发现问题档案77卷,暂缓提拔26人,追究了2名审核不严责任人责任。

  但追责的密度,和造假被查处的密度,明显不成比例。 在更多地方,公开信息中只见“整改完成率98%以上”这类成绩,审核失职被追责的案例远少于档案造假被查处的案例。造假者被处理了,签字盖章的人却往往安然无恙。

  这种不对称本身,就是一种默许。如果追责只追到最末端,制度就永远有漏洞。

  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近年来,数字化手段正在被引入档案审核。济南将AI接入审核,已完成1.2万份数字化档案样本的智能审核,识别分析准确率达97%以上。新疆伊犁依托OCR识别系统自动比对信息,对存在问题且影响干部选用的标注“红色”警示,对材料缺失但不影响选用的标注“蓝色”警示。

  数字化最大的好处是留痕。纸质材料换一张纸重新誊印,肉眼可能看不出来。信息化的材料只要更改就会留下记录,哪个IP动过,后台都有据可查。

  但技术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审核的人不想查,再好的系统也没用。

  学信网早就可以查学历真伪,户籍系统早就可以核对年龄,但付雪海三次被判刑的经历依然“潜伏”多年。问题从来不在“能不能查”,而在“愿不愿意查”。

  “凡提必审”到底审出了什么

  回到标题的问题。

  审出了材料缺漏,审出了填写不规范,审出了信息前后不一致,审出了大量需要“补齐”的档案。这些都没错。

  但真正该审出来的,是那些本该被拦在门外的人。一个三进宫的犯罪分子当上了财政局长,一个年龄反复“打架”的干部一路升迁,一个靠假文凭的人做了国企总经理。这些人能通过“凡提必审”,说明审的那道关口,有人在装睡。

  “凡提必审”审出了什么?它审出了制度写在纸上的样子,也审出了制度在现实中走样的样子。审出了那些被查出来的假档案,也审出了那些没有被查出来的放水者。

  如果每一次档案筛查,只公布“整改完成率多少”,不公布“谁被追责了”;如果每一个造假案例,只处理造假者本人,放过帮他造假的人;如果审核制度永远只写在文件里,不落在具体的人头上——

  那“凡提必审”就永远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档案造假查不干净,不是因为技术不够。是因为放水的人,还没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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